初見這本書，真的是被封面的畫嚇壞了，可是又忍不住好奇，真抱歉，對狄更斯，雖然讀過幾本大著作，但是對於他寫的"鬼"故事，可真不了解。
Charles D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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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麥克竟然出這本繪本，初次看還沒那麼深的感覺，但不知為何，上了德勒茲的電影課，我竟然有段時間滿腦子都是這本書，對我而言，其實我並沒有覺得那麼驚恐，只是在想狄更斯這本書，應該不會寫什麼怪力亂神的事情，且在想畫這本書的藝術家為什麼要把好好的一個人畫成這副德性，原來，這個信號員一個人待在一個人煙罕至的山洞旁，每天又要長時間且專注工作，精神狀態的確不太可能會很好，加上遇到了一些自己無法解釋的情況，就以為自己身上似乎出現了什麼神力，可以預見死亡，更因為看似唯一可以幫忙他的人，沒有即時發現端倪，最後讓信號員賠上了自己的性命，但這個故事如果當初設定為好的結局，就會毀了整個故事。
德勒茲所談及的身體電影，其實就是在講述一些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事情如何在電影中呈現，如身體的極度疲累或承受極大壓力，或者是受到極度的創傷，或者是遇到不可思議的事等等，這種電影類型，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因為電影當中不合邏輯，時間交叉錯置，影像停滯，甚至演員即興演出，畫面光影詭異，人聲也許也不是正常的說話模式，所有的手法，都是為了喚起人們的一些身體記憶，當人們看到這些畫面，聽到這些聲音，也許會覺得錯亂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它們的確直接的刺激到人的各種感官神經，在混沌不明之後，也許會生出從未在我們身體中出現的感覺，無論是好是壞，這感覺是新的，這感覺是一種能量，不知道在哪天，這股能量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想不透的事情。
狄更斯這個故事，大概讓我有這種感覺吧！
淺析狄更斯短篇小說《信號員》中的“怪誕”特徵
經常看見預見性幻象的信號員由於找不到解脫的辦法，只能無助地感嘆：“如果前兩次都是為了讓我相信警告是真實的從而做好第三次的準備，那麼為什麼不現在就提醒我？神幫幫我吧，我只是一個窮苦的信號員啊！”這番話可以讓我們感受到他由於預見到前幾次事故而無能為力後產生的巨大壓力。 最終由於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信號員在心靈迷失中死於又一場交通事故。 所以，信號員生命的結束絕不是偶然交通事故造成的，而是他長期勞苦工作的結果。 至此，狄更斯的故事主題也就顯而易見了，社會底層小人物生活和工作的艱難最終會使他們走向身心崩潰的邊緣。
《信號員》作為一部充滿懸念的驚悚小說，全劇的主線就是“我”與鐵路信號員的若干次對話。 從初次相識的那句“喂！下面的先生！”開始，二人的交談內容不斷增多，而故事的恐怖氛圍也越發濃重。 儘管如此，狄更斯一直都在極力為讀者創設一個現實性很強的故事場景。 無論是對信號員外貌的描寫還是對小屋的描述，都逼真地展現了象徵當時底層小人物的窮苦生活。 但是，為了更深入地展現故事的主題，狄更斯給予了那位信號員一種奇異的“超能力”，即可以預見事故。 可惜的是，這種“超能力”並沒有給信號員帶來一絲好處，反而使其由於預見到了過多恐怖的事故場景而變得神經質了。 在兩位主人公的交談中，我們得知信號員長久以來的麻煩就是，他經常幻想到自己在一個月光明媚的夜晚看到一個陌生人站在紅燈邊上不停地揮動著手臂。 可是一旦信號員想要接近陌生人時，陌生人卻消失了。 可怕的是，這樣的幻象每次出現數小時後，令人驚悚的交通事故便會出現在那個陌生人站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不難發現，狄更斯“怪誕”藝術技巧的影子，本來以為這種預見危險能力會成為信號員生活狀況改善的“超能力”，但是結果卻使信號員的精神遭受不斷折磨，這樣一種“怪誕化”的前後矛盾的情節反差真實地反映了人類命運的不可預見性。 同樣的幻像在之後的幾個月中多次出現，而恐怖的事故也繼續在幻像出現的幾個小時後成真。 這樣看似規律性的先知卻還是讓信號員陷入了無限的煩惱當中，因為他知道自己如果事先將預知的情景告訴上級，誰也不會相信的。 故事看到這裡，我們既同情信號員的矛盾處境，但更多地則是一種緊張和恐懼的感覺。 而這種恐怖氛圍的唯一來源就是信號員那怪異的幻境，兩個活生生的人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卻看到了不同的事物。 這樣的“怪事”不得不使讀者感到疑惑，畢竟信號員的這種“超能力”真的無法用現實科學來解釋。 因此，我們結合上述關於“奇想短篇小說”的定義和主要特徵，便不難看出《信號員》確實是狄更斯通過對人物幻象的描寫來凸顯“怪誕”藝術境界的典型作品。
狄更斯小說的“怪誕”藝術境界不僅僅是通過人物幻象來表現的，由於“怪誕”藝術的多樣性，使其表現方式也顯現出了一種多樣的特徵。
首先，從《信號員》來看，作為一部有著“怪誕”藝術特徵的典型“奇想短篇小說”，整個故事雖然時間跨度較大，但是情節緊湊曲折。 在這篇作品中，狄更斯以“現在”為出發點，然後將故事內容的發展交給主人公信號員和“我”的對話，無論是回憶還是預言，不失情節發展的緊湊性。 儘管故事敘述中充滿了恐怖的幻象，但是由於小說情節的曲折跌宕，高潮迭起的情節內容總是會將恐懼感持續，以此來延續小說的情節魅力。 因此雖然在故事中我們總會感覺到小說高潮的到來，但實際上小說的最高潮卻是出現於故事的結尾處。 總體來看，雖然故事跌宕起伏，但是小說情節的設計仍然屬於漸進式，而主題的表現也隨著篇幅的增長變得越發深刻。
另一個“怪誕”藝術特徵就是小說主人公的象徵性。 作為小說主人公的信號員，狄更斯從頭至尾都沒有提及他的姓名，僅僅是用了一個人稱代詞“他”來指代。 而作為小說的二號人物“我”也沒有提及姓名，只是作為一個敘述者兼體驗者來對待。“我”的出現是為了更為逼真地體驗故事情節的恐怖：當“我”聽說“幽靈”時嚇得渾身發抖；當“我”來到信號員的小屋時，因為環境的惡劣和昏暗而對信號員心懷憐憫。 “我”的這種雙重身份既可以增強情節的感染力，給讀者一種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 又可以準確地解讀和表現情節發展。
除此之外，對於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描寫也是狄更斯“奇想短篇小說”怪誕藝術特色的表現之一。 首先介紹的故事地點是鐵路，尤其是信號員長期留守的那個破舊的小屋以及那個紅色警示燈。 或許我們普通人認為信號員的職業比較悠閒，但其實不然，為了盡職盡責，他常年生活潮濕、陰冷、氣味難聞的小屋當中。 這種惡劣的生活環境實際正是一種典型環境，它是當時底層小人物普遍生活環境的象徵。 相比之下，作為小說中的唯一典型人物“信號員”而言，則是當時底層小人物形象的最準確代表。 在對“信號員”進行人物形象塑造時，狄更斯不僅著力於勾勒人物賦予“神經質”的外貌，而且還注重對其語言、行為和人物心理等人物形象表現方式的描寫。 通過這些描寫，我們可以感覺出信號員是一位非常富有責任心的職員，但是由於突然產生的“事故預見能力”使得信號員陷入了左右矛盾的憂鬱之中。 情節發展的意外性使得作品的“怪誕”色彩更加濃厚。
重複則是這篇富有“怪誕”藝術特色的小說的另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關鍵詞彙或者關鍵話語的重複敘述可以有效增強作品的感染力。 信號員的講話特點就是發音低沉，而狄更斯也正抓住了這個細微的特徵進行了四次重複描述。 這種有關聲音的重複看似不重要，但這樣的重複卻給讀者的思維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基礎上，讀者可以綜合其它信息感受到信號員內心的焦躁不安。 最後，對比藝術手法還出現在了小說的結尾處。 當“我”決定在一個爽朗的傍晚去看望不安的信號員時，悲劇卻發生在這美好的天氣裡，事故最終發生在了信號員自己身上。 而美好的天氣和令人悲痛的事故間的強烈對比，準確地烘托出了信號員生命終結的淒慘。
正如狄更斯本人的經歷一樣，童年悲慘的他很小就因家庭困窘而不得不去遠方當學徒，這段時間他飽嚐了人生的悲慘與痛苦，狄更斯也切身地感受到了當時社會底層窮苦人的生活艱難。 之後，狄更斯的生活有所改善，相繼在律師事務所和報社工作，但這樣的生活使他感到厭倦，議會政治的骯髒和上層社會生活的腐朽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懸殊的貧富差距，也使他在文學創作中側重了對下層小人物命運的同情和關注。 正如《信號員》的主題內容一樣，通過對信號員悲慘命運的敘述，真實地反映和批判了當時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偽、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與他的另一篇短篇作品《聖誕歡歌》批判19世紀英國商人的功利主義相反，《信號員》關注的是在社會壓迫和不公下的底層人物的悲慘命運。
為了最大程度地展現作品的主題，狄更斯在《信號員》中運用了多種“怪誕”化的詞彙和語言來突出主題的深刻。 例如在描繪信號員的工作環境時，狄更斯就用了諸如“陰沉”、“難以忍受”、“泥土味”、“寒冷”等詞彙來形容主人公職業的艱難。 此外，小說中還對信號員的工作時間作了描述，信號員每天從晚上十點鐘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但是狄更斯在文中還用了另一種“從太陽下山起至第二天太陽升起後一到二小時”來描述。 這樣兩種不同的描述可以更加突顯信號員工作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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